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濮存昕和李湘的笑靥充斥全国电视画面,人们对“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语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人为缔造的商业神话,几乎成了手持电子产品成功市场运作的典范。而这一切的直接操作者却在自己的事业最高峰悄然引退,蛰伏了两年之后,又选择当年曾经破而后立的电子词典市场重出江湖。这个人就是孙陶然。

广告业试水

大概没人会想到,后来叱咤商海的孙陶然当初曾经为了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而四处奔波。回忆起那段求职经历,孙陶然苦笑:“1987年考大学的时候,我报了国民经济管理。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经济专业很热门。”不曾想1991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时,几经努力,还是由于指标原因,与他倾心的联想失之交臂。

北大的学习经历打开了孙陶然的眼界,相对封闭的家乡不是滋润理想的地方,在一个家乡企业办妥了报到手续,他义无反顾地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回京后孙陶然进入四达集团所属广告公司,在半年内升至常务副总。其间,他参与组织了当年的全国大学生科技大奖赛,还担任了电视剧《广告人》的制片人。据说,他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制片人,这成为孙陶然后来在朋友圈内开玩笑时“吹嘘”的资本。

1994年,孙陶然出任四达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公司账上仅有3万元。为了让公司挺下去,也为了让职员能够在月底拿到完整工资,孙陶然说自己走上了绝路:要么闯过这一关,要么辞职。

当时的《北京青年报》打算创办几个经济专业版,希望找广告公司把版面广告买断。当时这还是媒体界的新鲜事,是赚是赔无法预料,一时无人敢接。孙陶然站了出来:“我觉得一个新领域才可能蕴藏更大的商机,想试试。”

按合同,广告公司当年需要向报社支付400万元,首期100万元,可当时公司账上资金连个零头都不够。孙陶然回忆说:“我去找了四达的老总张征宇,他答应给借60万元。”剩下的40万元从何而来?孙陶然和员工商量:集资。他承诺一年后的回报率为30%。于是,有人拿3万元,有人借1万元,凑了50多万元,如期交上了首付款,将《北京青年报》的两个计算机版面划归自己的运作之中。

可是,一季度过去,眼看第二季度交钱的日子又来了,版面的广告收入别说给公司挣钱了,连还员工的集资都成问题。因为赢利前景太不乐观,与孙陶然同时运作的另一家公司将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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