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好！“王振一脸小意的应下，便带着杨峥赶往传心殿，两人一前一后，杨峥望着王振匆忙的身影，很难想象这个并不伟岸，甚至有些矮小的身影会是开创明代太监专权先河的人物，对于王振，杨峥并没有太多的恶感，说到底不过是诵读了几句书，然后仗着皇帝信任，把持了些权利而已，然后趁机打压了不少看不顺眼的文人，弄得百官怨恨，再在土木堡一战，让英宗亲征，从而被后人永远钉在了十字架上，留下了千古骂名，但王振是不是土木堡的罪魁祸首，历来被后来学者争论，首先，《明实录》的记载则突显了其“实”的一面，即也有一些关于王振的正面记载。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先是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副职）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正职），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
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王振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
明代陆容撰《菽园杂记》记载：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统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如此处理，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
王振掌权时，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意见，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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