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规矩不可怕的这句话在文人眼里可不是说说而已，让他再来一次伸舌战群儒，他还真没这个信心，更没这个本事，上一次能侥幸说服群臣，除了海禁后的弊端人人看得见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永乐是开了海禁的，况且朝中也有不少支持者，这一次就未必有那么幸运了，先不说自己收商人税的奏折上了大半个月了，还不见动静，就算有了动静他几乎能预料到什么结果，这会儿再整个市舶司改革，不找骂才怪，所以对于扭转市舶司的盈利提议，他并没有趁机而为，不动并不表示不作为，事实上这几日他已开始运作了，先是对于市舶征税的原则做出了调整，在原由征收的基础上，略微增加了些，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更新最快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增加这个税收的目的，无论是海陆都能收些税收，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朝廷合理的范围之类，征收应该的税收，好从中获取长久的利益，从而扭转市舶司可有可无的局面，当然了这只是他最初的目的，终极目的则是将大明的市舶司走上一条成为大明海陆商业贸易的纽带，无论是朝廷还是商业，甚至是百姓，沿途的城镇都能波及，成为一个以市舶司为中心的商业链，这样一来，所带来的利益如何他不敢去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给大明商业带来一股从未有的巨大利益。
但做好这一切之前，他先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市舶司对港口贸易进行管理，这个比起先前的规划更重要，大明的市舶司随着下西洋停止了八年，多年没盈利，朝廷的不重视，算上自身不努力，难以形成盈利的局面，市舶司只有一个名儿，其各种制度，律法杂乱不堪不说，便是对海上贸易的管理仍延续永乐时的朝贡贸易的土法子，没好处不说，做的还是亏本的买卖，再好的买卖在亏本的状态下也难以持久，因此改是必须的，可如何改却是一个大问题，别具一格自是也可以，但面对祖宗规矩他没这个勇气继续挑战，种种想法在他在脑海里犹豫了不少日子，直到半个月前与郑和船上一聚算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能对眼下市舶司的陋习做出改变，又不能背上坏祖宗规矩的罪名，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法子。
与其说是改变的法子，不如对大明的市舶司进行梳理罢了，郑和临走是给的是前朝的一本港口贸易律法，名为《广州市舶司条》，这是宋神宗元丰三年颁布实施的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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