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我到达巴黎之后一直停留在枫林别墅，尽管我已经向凡尔赛工作了通报，路易十六依然没有召见。
3天过去了，我注视着窗外开始变红的枫叶已经三天了，在这三天我谢绝了会客，除了少数我必须见的人，我基本没有见任何人。
其实我此时的处境还算不错，至少此时的我已经不是谁想处置就能随意处置的。正如蒙日与塔列郎所说，我在民间有了不小的声望。对于我这个声望当然在带了了不少好处的同时也会带了不少麻烦。
8世纪末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茁壮展的开端，随着整个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世界将进入一个高生产量，与疯狂寻找市场的时代。我在这里暂且先不评论高生产对于人类社会究竟是有利还有有害，然而在十八世纪末期工业企业正在处于高兼并展的开端，为了谋取生存，生产家对于追求高利润，贬低工人的报酬基本成为一种惯性，所以当我在法国推行高福利的时候资本家中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抵制也是难免的。
对于这一方面的压力，卡尔诺基本可以应付，并且对于提高福利以便增加工人购买力也受到了不少开明企业家的认可与仿效，当然能获得类似呢绒大老板哈尔曼先生、麻织厂布伦尔先生等的率先支持除了我在此次土耳其之行为他们开拓了新市场外，还不能忽视科隆比埃夫人在背后所做的工作。
当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也会带了新的问题，别忘了我还挂着外贸大臣的头衔，为法兰西国内企业家争取海外市场是我要公平处理地事情，如果我偏袒一类企业必将导致有人质疑我的人品。针对这一点蒙日作了安排，那就是企业优先获得贸易优待需要考核企业工人福利的状况。
通过以上两个措施我基本获得了法兰西国内企业家的支持，同时也为我在民间获得了不少的好名声。当然在老百姓那里获得好名声有时也不一定是好事，一般在封建主义国家，无论是东方或西方，大臣在民间获得太好的名声一般会让国王感到很难受。不过还好，路易十六不是那种对于权利十分敏感的国王，而且在我之前还有一位一直在民间想法设法拉拢人心的仁兄，那就是奥尔良公爵。
说起来对于奥尔良与我的矛盾我并不是很在意，现在他老人家对于我的威胁已经不是很大了。..经过一年多地经营，我已经不是那种他老人家可以弹指间就灰飞烟灭的小人物，而且说实在这位老前辈的自己的麻烦也挺大。
奥尔良公爵在法兰西一直扮演着不光彩地角色，在摄政时期这位老先生的拙劣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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