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不愿意太费神，但我作小说从来都是认真的。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说什么文章千古事之类的话，有人说了也许会感到肉麻。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作小说是一种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理想似乎永远在彼岸，而此岸充斥着虚伪、不公、欺骗、暴虐、痛苦等等。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留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就只有批判。这些年中国文坛制造“主义”的成就似乎超过了文学本身的成就。林林总总的“主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还没来得及弄清某某“主义”是怎么回事，它已是明日黄花了。风过双肩，了无痕迹。我倒觉得，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很轻松，信笔所到，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尽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我很折服，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弥补这种遗憾。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给社会开药方只是近时一些作家使命意识觉醒才有的说法。作家大可不必去抢政治家或思想家的饭碗。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如果就着这个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底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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